新世纪刚刚打开扉页，《寻找“北京人”》便带着古老神秘而又令人倍感亲切新奇的面孔，不期而至。作品进述的是一个延续了58个年头，涉及人物遍布世界各国的真实事件。
“北京人”（学称“中国北京猿人”）的头盖骨化石，在北京周口店沉睡了50万年后，于1929年军阀混战形势不定的情况下被发现，保存于北京协和医院仅12年，又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际，抗日战争进行到艰难的相持阶段时，在转移安置过程中，失踪了……由此，开始了波及中国、日本、美国、法国…几近全球范围追踪寻找。
从一般的欣赏角度来看，无论是“寻找失物”的题材选择，还是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的情节叙述，这部作品都颇具“侦探小说”的风味。这对于优秀的侦探小说极度贫乏的当代文坛来说，无疑似一阵清新的春风。尤其当它建构于报告文学这一以真实性为铁则的特殊体裁之上时。
作者李鸣生先生曾说“报告文学是一门选择的艺术”。所谓题材的选择不仅取决于时代、社会这些大的生存环境，还取决于作家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深度，后者将最终决定一部作品的成败。付梓于世纪之初又凝聚了作者十年精力的《寻找“北京人”》，可以说蕴含着相当的文化思索底蕴。
首先是对自我的追寻。20世纪，对于中国人，是一个不断认识自我的世纪。二、三十年代，人们从封建的桎梏中解脱，四、五十年代，在战火中重生，六、七十年代以来，更带着忠贞与热情，困惑与思索，试图建立一个独特的具有“民族性”的“自我”。可见对“自我”的认识，一直是扣紧对一个人，一个民族的认识的。“北京人”头盖骨化石，一方面作为一个实体，在考古学上，在探究早期人类文明史上，与后来相继被发现的元谋人、蓝田人、河套人一样本身具有不可磨灭的科学研究价值和意义。另一方面，在行文的始终，“北京人”一直被作者称为“老祖宗”，从而被赋予了一个“自我”的象征意义。这个自我，是指人类文明发展背景下的“人类”本身，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。对“北京人”的追寻，也是作为人类整体对自我认识的追寻。正如李鸣生在作品的后记中所写“我们只有真正认识了过去，才能更好地预测未来，把握未来。把握未来，人类就不能只认识和探索世界，还应该或者说更应该认识和探索自己”。
另外，不能不说《寻找“北京人”》继承了贯之于上世纪的中国人对“民族精神”的追索，而且这一民族最初的觉醒也不得不归功于战争。如果没有战争，一切都可能改写，如果没有清醒的民族意识，即便一切从头，战争仍会发生。因此，作者以满腔义愤，苦苦追问：“‘北京人’的丢失，固然与日本人的侵略有关，与美国人的保管不慎有关，但与中国人自身又有没有关系呢？若是当年的中国是一个强大的中国，若是当年的民族是一个强大的民族——强大得至少能够抵御日本鬼子的侵略，强大得至少能够看管好自己的‘北京人’，那么想想看，还用得着担心‘北京人’被偷、被抢，被砸，被毁吗？还用得着费那么大的劲漂洋过海把‘北京人’运到美国去保存吗？而‘北京人’的命运又何致于今天这个样子呢？”也由此，强调自立、自强，宏扬民族精神，成为作品鲜明的主题曲。在作品中，“民族精神”还集中体现在发掘、保护、寻找“北京人”，将毕生倾注于古文化研究的中外精英的人物群像塑造上。如：安特生、德日进、夏皮罗、丁文江、翁文灏、裴文中、贾兰坡等。尤其是历经了科学、文明被无知、野蛮践踏的战火与“文革”的中国科学家。他们对祖国的热爱，对理想的追求，无疑是“民族精神”的典型写照。
“分明天地心，不为浅狭谋”。《寻找“北京人”》提示我们，除了“北京人”，还应寻找些什么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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